我們的十二人班
政大遷到廣州後，何去何從，乃是全校師生莫大的苦惱。學校想遷來台灣卻不受歡迎，無可奈何，只好遷往重慶。大家明知道那是死路一條，但是共軍已渡江，日益逼近廣州，只得退一步算一步！
這時孫立人的第四軍官訓練班在廣州招生，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有同學找我參加，我想也只有到台灣，有海峽為屏障，才能抗拒勢如破竹的共軍。便報名參加。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從軍，其他十一人是：陳新民、劉錫炳、劉克權、吳鴻棻、朱大松、樊煥然、魯之憲、李潤榮、馬烜、劉世璜、陳世爵。編入第四軍官訓練班入伍生總隊第二團第一營第一連第五班。十二個人正好一班。
進了軍隊，剃了光頭，換上質地很差的籠頭細布軍服，並不覺得有什麼威武；心中酸楚，儘管是大熱天，卻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感覺。學校也沒有什麼盛大的歡送儀式，只是贈送我們每人幾個大頭(銀元)，當時我們已經上了軍船，為了領取這筆程儀，派了代表回大壢墟領取。不料在回程中乘渡船時還遇上強盜，他們身上一點財物被洗劫一空，幸好這包大頭，獲得機警的船娘掩護，沒被搶走。這也是我們菜鳥大兵出師未捷先遭搶的一段漏氣的插曲！
八月間，日期我已記不得，泊在黃埔碼頭附近江心的軍船，終於開船了。我們這一營人被安頓在船頭甲板上，滿船都是人，擁擠不堪。只能站著或坐著，沒有躺下的餘地。可能是遇上熱帶低氣壓，忽然雨，忽然晴，身上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那時年青，也不當一回事！
驚心動魄的是船艙裡裝的都是炸彈，一路上都提心吊膽。船開了兩天一夜到了台灣，在高雄港外的西子灣又停了很久才進港靠岸。下船後立即上火車，先到台南，在鄭成功廟旁的一所小學暫時安頓，過一段時期後又遷入現為成大校址的旭町營房，在這段期間，除了早晚點名、唱軍歌，立正稍息等基本教練外，唯一輕鬆的娛樂就是光著上身，穿一條紅短褲，赤著腳，排隊步行去電影院看電影。
不久之後，部隊進駐鳳山五塊厝營房，展開正式的訓練。辛勞、緊張而且非常嚴格。拳打腳踢算是最輕也是最普通的体罸，但是對我們這全是大學生組成的一班則是特別禮遇，大概是刑不上大夫的古老傳統，團長營長不時關照，連、排長及教育班長對我們都很客氣，不會對我們動粗。我們的學歷高，也表示我們的年齡要比其他同學高上一截。我在我們這班政大同學中期別較低，年齡較小，身手也較矯捷，還能適應這入伍生的軍事訓練，但有幾位前期學長就顯得難以消受，尤其是魯之憲學長，動作遲緩，總是跟不上口令，我們都在為他捏泠汗，生怕他要挨班長的拳頭。幸好我們的班長也頗体諒我們年紀大，沒有難為我們！直到最近我看到魯之憲在一本十五期校友的紀冊上寫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他那時肺部就已有病，身体不好，在軍中當然很吃力！
大概團長、營長看我們都不是當軍人的料，所以也默許我們一個個先後離去。最先離去的是李潤榮，他是地政系十五期同學。我們在學校時，常戲稱地政系的同學為土地公(婆)，一到台灣，他們可吃香得很，各縣市地政科及土地銀行盡是他們的天下，所以一離開軍營就立即找到工作，他官運亨通，由地政科員、科長一直升到高雄市主任祕書。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他在我們這班從軍的同學中最早去世。
接著，朱大松、陳新民、魯之憲、吳鴻棻、陳世爵、劉世璜也相繼離去，劉錫炳與樊煥然則以過去曾參加青年軍，不必再受入伍訓練，直接進軍官訓練班十八期受訓。一心要去中泰緬邊境追隨李彌將軍打游擊的馬烜，不知他找什麼路數，進了在淡水的西方公司，一個神祕的美國情報組織。至此，我們的十二人班只剩下劉克權與我兩人，入伍訓練也進入尾聲。此時陸軍總部要訓練一批政工人員，克權與我也都入選，離開了入伍生總隊，進入鳳山軍官訓練班附設的政工訓練班。剛開訓不久，軍官訓練班十九期開訓，我被保送入十九期受訓，克權留在政工隊也沒多久，因他法律系畢業，又有司法官高考第一名的資歷，獲甄選躍升為上尉軍法官，到陸總部軍法處任職，我們十二個從軍的政大同學，勞燕分飛，各奔前程，我在軍訓班結業後，考上編譯官，轉為文職人員，三年後服務期滿，正式離開軍隊，滿腔熱血的從軍美夢於焉結束！
就這一段從軍的經歷，使我與克權兄由同學成為姻親。民國四十四年我離開軍隊後，因克權兄的介紹，進入他所任教的台南一中，並認識了他的妹妹克讓，交往一年後就在台南結婚。婚後我們在大高雄地區發展，克權也到陸軍官校任教，現在我們徐劉兩家又都在台北定居，五十多年來，兩家一直非常親近。
我的政大同班同學劉世璜也是因克權兄的推介進入台南一中任教，可惜他也是英年早逝。民國六十五年我調台北後也曾見過劉錫炳兄，只是那時他已是肺癌末期，纏綿病榻，我看他幾次，不久就去世了！錫炳兄身軀高大，是我們十二人班的排頭，很有領導能力與魅力，頗有大將之風，是我很敬重的學長。我在南京校本部就認識他，但不知他的名字。常看他在康樂室下圍棋，我的圍棋就這樣看會了一點。那時他當然不會認識我這個旁觀的小學弟。他很想在軍中能有發揮的空間，可惜壯志未酬，卻蒙受牢獄之災，出獄後不久即鬱鬱以終！
我剛來台北不久，在一次年終記者招待會中，曾遇見過陳新民，他已是國安局處長級的高官了。我又遇見陳世爵，他在實踐堂工作，就在我們報社編輯部的對面，讓我覺得這世界真小。後來他在六十多歲還未到屆齡退休前突然中風，孓然一身，境況可憫，幸遇一位有愛心的護士，一直在照顧他。我也見過樊煥然，也是年老多病，晚景不佳。吳鴻棻與魯之憲都在高雄，也曾見過幾次。馬烜失聯很久，卻在一次國建會中認識一位來自曼谷世界日報的朋友，得知馬烜就在他們的報社工作，因此也連繫上了，並通了幾次信。只有朱大松，始終未能再見一面，只知道他曾在教育部，當然，早就退休了！
克權兄已於民國九十三年去世，當年與我一起從軍的其他同學也已多年失去連繫，如仍健在，也都是八十以上的老人了。應了麥克阿瑟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漸漸的凋零！

亮麗的春季班

亮麗的春季班
春季班已是歷史名詞，我們在嚴中讀的春季班，可能是最後的兩三屆之一，大概是受到大學招生只在暑假舉辦的影響，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中學也就不再招收春季班。我們正是抗戰勝利那一年的高三春季班學生，三十五年一月畢業後，還得等半年才能考大學。
那時還沒有像台灣前幾年那樣的大學聯招，一考定終生；也沒有像今天的什麼學測，有考兩次的機會。招考新生都是由各校自行舉辦。也有幾個學校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抗戰期間曾合併為西南聯大，勝利後復原，各校回到原址復校，但仍聯合招生；浙大則與中央聯合招生；其他學校都是個別自行招考。同時也因復原的關係，有的學校籌辦不及，拖得很晚，如政大則遲至九月才辦理招生。所以民國三十五年這個暑假的考季長達三個月，我們也在這大熱天在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往返奔波。考試固然辛苦、緊張，但對我們這群鄉下孩子而言，初到京滬大都市，也是大開眼界。不過，最令人又期待，又害怕，或興奮，或懊喪的，則是那一次又一次的放榜！
放榜的結果，不負師長的期盼，我們這個春季班大放光芒。班上同學的姓名，一次又一次的在報紙的放榜名單中出現，單是交通大學，我們這一班就考上了五人，其中有新登三傑，項氏姐弟項翊徵、項在中與她們的表兄弟陶惟勤，還有淳安的董不朽與我們建德的徐一心。很慚愧，交大是我最想進的學校，但是我沒有考取。不過我僥倖考取了北大物理系，也是頂尖的學校，可算是為母校嚴中爭光了！王純香考上了浙大，還有同學考上在金華初成立的英士大學，雖不是名校，但也是國立大學。在我們那個時代，能上國立大學便是一種榮耀。另外也有考上其他學校的，因事隔六十多年，我也記不清了！
不要以為有這麼幾個人考取大學就有什麼了不起，現在台北的建國中學，高雄的雄中，那一年不是幾十上百的考上台大？要知道，我們那個春季班總共才十五個人！百分之五十以上考取一流大學，或是目前大陸的重點高校，這個錄取率，我相信已破了當時嚴中高中部創辦以來的記錄，以後是否有破了我們這記錄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這一班只有十五人，已經很小了，還要分成文理兩組，徐一心與我都是文組的，卻都考取了理工科。王純香也是文組，卻進了浙大醫科。我父親當然最高興了，因為他一向鼓勵我們讀理工，不要讀文，更不要碰政治。我已經進了北大讀了一個多月，政大放榜，我考上外交系，便棄理從政，從北京飛到南京，進了當時還是黨校的中央政治學校，讓我父親非常失望！
豈只是失望，我這一轉變，讓我的父母爾後的有生之年都非常痛心，因局勢的演變，使他們失去了我這個兒子，我也在海外流亡了半個世紀，直到改革開放才有機會回到故鄉，父母都已作古多年了！
世事滄桑，當年又何曾逆料？如果我還留在北大，我的一生又會是什麼光景？我又想起我與一心兄在杭州考海軍官校的插曲，那是漫長考季小試牛刀的序幕。我們初到杭州，碰上海軍官校招生，閒來無事，不妨試試玩玩。海官放榜出奇的快，才一兩天就揭曉，一心兄高居榜首，我陪列第二。不過那只是初試，還要到南京複試，我們就沒興趣參加了。我想如果當年知道最後還是從了軍，不如當時就考上海官，也許以我們當時優異的成績，在軍中也可能有很好的發展！但又誰知道？也許已葬身海峽魚腹了！
有趣的是我雖沒進交大，交大仍是與我有緣。我有一個兒子進了交大，也攻讀物理，而且還回到交大教物理。我未完成的心願，竟然要延至下一代來為我完成。諷刺的是我棄理從政，同學們都以為我進了中央政治學校，一定是官迷心竅。然而我一生卻與仕途無緣，未曾弄得一官半職！反而是晚年大半時間漂泊海外，也是始料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