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一班

政大十六、十七、十八期同學要出一本紀念冊，要每位同學都來共襄盛舉。老學妹朱芳還打電話，輾轉找到遠在海外的我，要我也寫一篇。我原以為一生庸庸碌碌，乏善可陳，既已遠在海外避毒，能免則免，不寫也罷！繼而一想，又有捨我其誰之感。如果我不寫，我們那一班，還有誰寫！
我們十六期來台的同學本來就很少，外交系是政大的弱小民族，在南京時就只有二十五人，比新聞系還少幾個，流亡到廣州，剩下不到一半。來台灣的僅劉世璜兄與我兩人，我們是一齊從軍來台。其他同學則因學校未能獲准遷台，便隨學校去了重慶，然後就各自奔命離散了！後來又遇見李雋雯，不過，不久又聽說他已移民海外。還有吳苕華，也是很久以後歴盡周折才從香港來到台灣，可惜始終沒有連絡上。世璜兄與我都在南部，還時有往還，可惜他英才早逝，十六期外交系在台灣的，似乎只剩下我一人，而我近幾年大半時間都在海外。
如今要話當年在政大時期的往事，可能比白頭宮女閒坐說玄宗要難得多，畢竟這已是將近一個甲子以前的事了！而且，在政大那幾年，我也實在沒經歴過什麼轟轟烈烈値得大書特書的好事，也談不上在這求學期間有什麼心得。雖然還依稀記得學校在紅紙廊的大門與隔壁的朝天宫，我也會從學校走到新街口，但已不復記起所經的路名。十幾年前我曾重遊南京，卻一點也勾不起往日的回憶。唯一熟悉的只是中山陵，不只是因為我們在歴史、地理教科書或其他圖書圖片上會經常看到，而是我們在它山腳下的孝陵衛政大分部，受了幾個月實實在在的軍事訓練，朝朝夕夕都在瞻仰。至於玄武湖、莫愁湖、夫子廟等地，雖然曾經去過，卻已印象模糊，不知方位了！
我對南京如此陌生，實在是因為我們在政大的時間短，在南京的時間更短。從入學到流亡，真正在南京紅紙廊求學的時間，扣除寒暑假，總共恐怕還不到十二個月。
因抗戰勝利復員的影響，我們於民國三十五年考取政大，等到報到入學，已是三十六年元月。當時我已經在北大物理系讀了一個多月，戰火與學潮，使得不曾離鄉背井出過遠門的我，惶惶不可終日。所以一獲悉考上政大外交系，便立即想辦法搭軍機回南京。在機場還遇見另外四位也是剛考取政大的同學，其中一位是經濟系的王瑜，一位是法政系的金士鎬，以後在學校還成為很熟很好的朋友。至於另兩位的姓名，我實在是一點也記不起來！那時學校校名還是中央政治學校，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校，政校學生似乎很受外界重視，所以軍方也特別通融，讓我們能搭上一票難求的軍機，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感到非常新奇、欣喜，還有一點能做政校學生的自豪，但也有一點初坐飛機的害怕。
到學校報到後，就被送到孝陵衛分部，穿上棉軍服，接受新生訓練，也是嚴格的軍事訓練，訓練結束，這個學期，也是這個第一學年度，就這樣結束了！我也不記得在這幾個月中，除了軍事訓練外，還上了什麼一般的大學課程。只記得那棉軍服由冬天穿到天暖，都變成夾襖，棉花都掉到下面，像是裙擺或是幾十年後流行的喇叭褲，當時看來，模樣似乎十分可笑，不過女同學穿了，凹凸有致，更增曲線美妙。
暑假後再回到學校，住進紅紙廊宿舍，已是二年級生，開始正常的大學課程與生活。不過，我們與一般大學不同的是課程或是學分，並不由我們自行選擇，而是由校方統一排定，宿舍也是一樣排定，所以全班同學起居作息，都在一起，仍然是軍事化管理。我們外交系與新聞系人數都很少，在孝陵衛時就編在同一個中隊，到了紅紙廊，宿舍依然編在一起，教室雖不同，卻也很接近，所以我們兩班廝混得很熟，與其他系就不太有什麼交集了。
新聞系的同學比較活潑，活潑的原因可能就是女生多。政大當年可能是軍事管理的緣故，女生很少。外交系歴屆似乎只有十五期有個女生。我們十六期總共三百人，女同學可能不到十個。一百多人的經濟系只有朱芳、張學光兩位面貌美麗而体態稍稍豐滿的學妹，外型略似又經常走在一起，頗引人注目；法政系也是一百多人的大系，只有吳錦心一位女法官；地政系大概三十多人，沒有土地婆婆；我們外交系二十五人，清一色和尚班；只有新聞系多采多姿，女生五、六個，吸引了全校的注意。
大二課程已趨正常，師資也都是一時之選。有的是他校著名學者，有的是政府高級官員。有位似乎是來自中大的國文老師，可惜我記不起他的大名，教我們詩詞，吟誦時搖頭晃腦，韻味十足，非常可愛。他也常舉一些很有趣的文人墨客的逸事掌故，很能提高我們對中國文學的興趣。我至今還能記起他朗誦一首詞的最後兩句時的模樣：<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一聲聲不如歸去>。他用揚州腔調朗誦起來，抑揚頓挫，聲調是那麼美妙，悦耳，肢体語言更是十分豐富！不過，那時的華北戰局已節節失利，而南京還在為選舉副總統而爭吵不休，京畿人心浮動，聽了這類詞句，又不免有點傷感！
英文是我們外交系的重點，我記不清有三門或四門不同的英文課程，分由不同的老師教授。我只記得其中一位大概是中大英文系主任范存忠。此公講課滿口英文，講課速度又快，整堂課下來，絕口不講一個中文字。真有點吃他不消。那時我們那有什麼教科書，只有油印的講義。不過他選的教材都很有趣。有一篇文章描述當時倫敦一種送行的行業，專門受僱在車站為孤獨的旅客送行。雖是互不相識，素昧生平，卻能在離別之際，將依依離情表達得淋漓盡致，讓旅客感受到溫馨、体面與安慰。這有點像我國專門受雇哭喪的行業，雖是虛情假意，卻是十分受用。所以對這篇文章印象深刻。不過以後我也經歴過很多次的別離，內心都很傷感，似乎有訢不盡的離愁別緒，甚至想大哭一場，揮淚而別。但是臨別之時，卻又相對無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此很能領會<相見時難別亦難>這句話的真諦！同時也想到，要當一個好演員也實在不易。
教我們民法的是胡長清次長，把枯燥的法律問題講解得生動有趣又實用，不但在我日後工作上有所助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很受用。尤其是在這騙案叢生，法律糾紛不斷的台灣社會中，有一點法律常識，至少也可避免受騙！
朱建民老師教我們中國外交史，對清代涉外事件與人物，都講解得平實、客觀而且公正，讓我們對近代歴史中人物有了新的認識，而不再受一貫宣傳的影響，以為滿清那些辦外交的方面大員，都是老杇昏庸腐敗無能之輩。其實，以古比今，又要令人大嘆：今不如昔！朱老師在台灣，自正中書局董事長任上退休，我調來台北工作後，才有機會見上幾次面，恐怕他也記不得我姓什名誰。不過，六十年前黨校出身的他，就能撇開黨八股，而能在黨校裡以公正客觀的學術立場來講述歴史，真是難能可貴，令人欽敬。
教我們國際公法的老師，大大有名，偏偏我現在又記不起他的大名。他是當時國際公法的權威。此公身材微胖，講課聲音不大。由於我們想到既有志於外交，將來一定與國際公法大有關係，所以都洗耳恭聽，非常專注。可惜我們十六期外交系全軍覆沒，沒有一個進了外交部。國際公法，誠如老師當時所說，還是成長中卻不是有絕對約束力的法律，那時學的，現在也有些不盡相同了！
其他如經濟學等課程，我不但忘了師長姓名，連所學的也還給老師了，實在慚愧。除了正式課程外，還有很多課外活動。外交系學生不能不帶點洋味，跳跳洋舞，但是班上沒有女生，有什麼好跳的，我並沒有參加這個社團活動，反而參加了土味十足的國樂社，學彈琵琶。與我們同在這社團的還有十多年前在台灣証券市場上呼風喚雨的十五期學長趙孝風。後來學校南遷，我們還抱著琵琶流亡到廣州，其後因從軍來台，那琵琶也不知別抱何處了！
春去秋來，又到三年級了！那時局勢已緊，人心浮動。南京街頭都是江北逃來的難民，城內官民又都急著逃出城去。鼓樓城門常傳人車甕塞，互相踐踏，釀成人命的慘案。老師也大都不來上課，學生也都不管有沒有老師來教，自行翹課到宿舍打橋牌。我在二年級時初學橋牌，至此大有精進。這一學期我們倒底有沒有上課，上了什麼課，我也渾然不知。混到十二月，我乾脆回我的浙江老家過年去也！
過完陽曆年，又過了陰曆年，這才看到報紙上載有政大遷到杭州的消息。我家離杭州不遠，立即束裝到學校報到。在春暖花開風光明媚的西子湖畔，無所事事的玩了兩個月，幾乎是樂而忘憂、留連忘返之際，學校警覺到情勢危急，帶我們經上海遷到廣州。就在坐上海船的第二天一早，船長宣佈，南京已經淪陷！乍聞此訊，我真是惶恐、悲傷，從此我也是真正的流亡學生了！
到了廣州不久，我的家鄉浙江也相繼淪陷，有家也歸不得了！想到離家時，微笑揮手辭別父母，以為只是小別，沒有警覺到這一生離，竟是死別，從此沒能再見到父母一面！父母先後含恨辭世時，也不知道這兒子流落何方！直到大陸改革開放，台灣開放通郵、探親之後，才從兄弟與妹妹口中得知，父母生前還時時悔恨交加地念著我、責怪我，為什麼不好好念理工，卻要去念什麼政治！
念了政大，是我這生第一個最大的轉捩點。我常想著，如果我不進政大，這將近一甲子的歲月，我在大陸上又會是怎麼個光景？我能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中存活下來嗎？
不過，到了廣州，學校不能遷來台灣，只好西遷重慶。我又面臨另一重大的抉擇。我深知我們的軍隊縱然退到重慶，也難以抵禦以游擊起家的共產黨，只有台灣，有海峽作屏障，還可偏安一時，再圖生聚教訓，反攻復國。當時孫立人的新軍正在招募知識青年從軍，孫將軍又是抗戰時印緬戰場上的英雄人物，望重國際，於是毅然報名參加新軍。與我同時報名參加的還有：陳新民、劉錫炳、劉克權、朱大松、吳鴻棻、魯之憲、李潤榮、樊煥然、馬烜、劉世璜、陳世爵，一共十二人，編成一個班。楊希震代校長還拿了重重一包銀元，歡送我們入伍。雖沒有像現在新兵入營身披彩帶鳴鑼擊鼓那麼熱鬧，卻也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八月初，我們乘船到了高雄，接受入伍訓練。
就在我們完成入伍訓練之後，傳來政大學生在西川與共軍作戰，很多同學壯烈犧牲的不幸消息。然後，有同學陸續輾轉經香港逃來台灣，細述他們編入軍校，還沒有受訓，即與共軍遭遇、開戰、潰散的經過。我聽了感慨萬端，真是造化弄人！我們受了嚴格軍事訓練，士氣高昂，正想初試鋒芒，卻無用武之地！而他們那些沒有摸過真槍實彈的政大同學，卻被倉皇拉上火線，無異驅羊群入虎口，多麼悲慘、不幸！不過我也想到，如果我也是隨校西遷去了重慶，又會遭逢到什麼樣的命運？埋骨荒野無人收，抑或是勞改營中度終生？我該為我的正確選擇從軍來台感到慶幸，這應該是我生命中第二個重大的轉捩點！
慶幸之事接踵而來。在來台的十六期同學奔走與前期校友的照顧之下，我們又援引知識青年從軍優待辦法，大學四年級生可獲優待畢業，得到母校頒發的臨時畢業証書，政大復校後，又改發正式的大大一張法學士文憑，真是無限欣喜！有了這張文憑，我離開軍隊以後，在社會上做事，佔了不少便宜。不過自已捫心自問，也有愧對文憑之感，畢竟我又讀了幾天書！雖然是依法取得，總是得來僥倖！後來我有機會出國留學，向學校申請成績單，居然是四年課程各項學分，填的滿滿的，一項不缺，自已看了也不好意思！
也因為已經有了文憑，便得過且過，不思上進。落得身無一技之長，只好到新聞圈裡搶碗飯吃！這碗飯、這個東家，台灣新生報業公司，讓我吃了一輩子，服務三十多年，從一而終，直到退休！
徐 昶 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一日星期二於波士頓